段先把舍楞等人“诱来”，至于来了以后怎样处置，是罚、是赏，并未说明，但就其一个“诱”字来看，可以看出他对舍楞等人表露出极大不信任。当清政府逐渐弄清舍楞的*态度后，乾隆便改变了初衷，认为对舍楞等人“不需如此办理”。因为在他看来，“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仍是彼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57]，因而决定“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仍归伊管辖”[58]，确定了对舍楞等人的基本政策。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调集大量物资，准备对部众进行赈济。但是，另一方面，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之回归仍心存疑虑，这是因为乾隆对自己的决断尚需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更主要的是，由于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长期的时战时和，对以多年努力才最后铲平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清政府来说，有一种本能的忧虑，担心返归的土尔扈特人众在重返故地后，割据自立，破坏刚刚获得的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与安宁。消除清政府这个心病，是土尔扈特部众能否获取妥善安置的重要前提。
再次，渥巴锡还面临来自土尔扈特蒙古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干扰，其表现则是策伯克多尔济的争权和舍楞的离心。为争夺土尔扈特蒙古的汗权，策伯克多尔济与渥巴锡本来就存在矛盾，只是在民族矛盾尖锐，并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东返胜利后，形势发生变化，潜在的矛盾又趋上升。原先汗权之争则以争东返领导之功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如清政府所描述的：“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归顺者，皆出自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59]。在东返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又凡事均与策伯克多尔济“商议而行，竟然不可相离”[60]。至于舍楞，由于受到清政府的宽宥，感恩戴德，“合掌叩首”[61]。及至受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任盟长后，更是欢喜万分地说：“我之愿望，亦是此也”[62]，满足于一己之得，一隅之安。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此时已不复存在，致使渥巴锡面对坚持推行众建以分其势之策的清政府，*上完全陷于被动。
显然，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是关系土尔扈特数万部众生存、发展的性命悠关的大事，也是评价渥巴锡后期*活动功过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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