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八旗生计”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拱卫紫禁城和京师的八旗兵力，因而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关注。康熙十二年，圣祖在一道谕旨中指出：“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爱惜。”他除了斥责八旗都统、副都统、佐领对八旗子弟“不勤加教育”外，还提出酌量归并一些住领，将“闲散满洲令其披甲”[12]。康熙一朝，清政府先后发帑金1200万两白银赈济旗人[13]。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圣祖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宣布，自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开始，八旗官库不再扣兵丁欠款，以使他们每月都能得到“全份银两”[14] 世宗、高宗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他们登基时均下谕旨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不断对旗人给以赈济，总数共超过2000万两；增设养育兵近3万名；将八旗“闲散移屯”外地。世宗时还在京畿固安县试行“井田”，但以失败告终。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上疏说：“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闲散移屯。”[15]此疏虽奉乾隆谕旨议行，但终未认真落实。乾隆二十一年，高宗鉴于“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惟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桔据”，决定于吉林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他不仅说得振振有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非如不肖犯法发往拉林者可比。”而且规定了对移屯者的优厚待遇：“由京起身之先，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复给予车辆草束。到彼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项。计一户需银百余两，则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万余两。”[16]但结果还是落了空。“八旗生计”问题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解决。

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盛世’达到顶峰，国力日益强盛，但是，“八旗生计”问题却更加严重了。这主要是来自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满族王公贵族和汉族地主肆意贪赃枉法，生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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