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清统治阶级开不出任何解决“八旗生计”的灵丹妙药，只能继续沿用祖宗实行的一套赈济办法：第一，赏赐银两、粮米。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加赏粮米，如仁宗在嘉庆元年继位时，加赏八旗官兵一月钱粮，此后25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加赏一月或半月钱粮；二、是为旗人赎回旗地，交与汉人耕种，年终将所得银两普赏旗人；三是动用内库银两交商人生息，然后将息银赏赐旗人。第二，增加兵额。嘉庆年间增加养育兵8000余人，补八旗步甲2000人，补京城巡捕五营所辖兵马的缺额。第三，禁止在城内开戏园。嘉庆四年，仁宗鉴于“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寨，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桔据”，下令“除城外戏园将来仍准照旧开设外，其城内戏园著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23]第四，减轻旗人的负担。嘉庆时期，如御史蒋云宽所述：“直隶差使费用……省北州县有旗办三而民办七者，有旗不办而民独办者。”[24]这些措施虽能聊解燃眉之急，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统治集团中虽有人提出建议，令八旗闲散户丁到西北一带种地，但立即遭到嘉庆的斥责：“若如所奏，岂非今京师一空？尤为荒谬之极。”[25]后又有人提出改在京畿地区种地，嘉庆仍认为“格碍难行”[26]嘉庆十八年，清廷在镇压了京畿天理教起义后，发现起义的参加者中竟有八旗宗室海康、旗人庆丰等人，感到十分丢脸。为了避免再发生八旗满族的背叛行为，仁宗一再传谕：“八旗人等，例不准移居城外，宗室更不应出城居住”[27]。显然，这个把八旗旗人及其子弟圈在城内的谕旨，已不再单纯具有“宜加爱惜”、拱卫京师之意，而是表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清统治者对他们也要加以防范了。

“八旗生计”问题，在有清一代始终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到了清末，一般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清末人吴沃尧（字跃人）在他所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里，把旗人的穷形极相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写道：

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馆里，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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