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连州、连山、阳山三地,曾长期为抗清武装所占据。顺治八年原李成栋部将、后归孙可望的陕西人马宝进入八排连山,“驻县三年,称爵府。”“兵瑶通好,互相肆虐。”抗清武装与瑶民遥相呼应,使清朝统治势力难以进入。洪承畴一方面利用廖文英等投诚人员进行招抚,一方面出兵进剿。结果马宝“由三江、石田引而西去”[138],又一个抗清基地被瓦解了。
正因为利用投诚人员进行招抚活动卓有成效,所以洪氏对投诚人员的反复行为,处理十分宽大,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孙可望总兵欧正福,桂阳州人,顺治十二年赴广西总兵马雄处投诚,被送交洪承畴安插就绪,十三年欧正福将准备反叛,被张万福等设法拿获。“今正福志在耕田,似应随其便宜。”[139]对于投诚以后又想反悔的人,没有格杀勿论,仍然放回耕田,可见洪氏招抚南明武装用心之深沉、手段之狡诈、希望之迫切。
目前在洪承畴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过分依赖招抚政策,这是不当的,也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对此,我不敢苟同。在相持情况下,对抗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等,短时期内在双方对峙的正面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斗智斗勇,可见高下的恐怕还是战场以外的领域,是双方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财力、地理优势等等。洪承畴对如何从相持转入反攻,无疑具有通盘考虑,他的指导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中就蕴含了将进行持久战的信息。不招抚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招抚就无法铲除抗清武装的社会基础,夺取对方的军事基地,建立稳固的防线。这些都是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有效手段,是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功的可行之路。但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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