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跃，民权既归，兆众一心，吾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文告形容保皇党人听到预备立宪之后的心情，是“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大喜欲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见《辛亥革命》，第二册，第84—85页。）在这之前一个星期，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说，其中道：“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太炎：《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见《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16页。）看来，他们确实是踌躇满志，兴高采烈了。
立宪派作出这样的反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们孳孳兢兢，一向“专以倡宪政为义”。现在，封建统治者自己也宣布要“仿行宪政”了，这不能不使立宪派看作是自己的一个*上的胜利。
但是，立宪派决不满足于这一点胜利。他们懂得，预备立宪的宣布，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多地参加*活动、更好地发挥*影响的良好机会。他们对于参加政权的要求，决不是在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分得一点残羹剩饭就能甘心的。他们要得到的更多。
于是，立宪派对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一方面支持，一方面批评；一方面督促，一方面请求。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政闻社宣言书》，见《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64页。）“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见《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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