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也好，请求也好，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立宪派强调，“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离开了开设国会，筹备宪政就成了一句空话，预备立宪的诏书就只是一纸具文。其实，说到底，立宪派是把争取召开国会看作是可以从封建阶级手中分享政权的理想途径。他们幻想，通过国会，可以争取在政权上与封建阶级平分秋色，弄得好也许甚至能“取而代之”。梁启超说，国会召开之后，只要立宪派“揭健全之政纲以号召天下，而整齐步伐以从事运动，则国会势力必为所占。以之与无主义、无统一之官僚内阁相遇，其犹以千钧之□溃痈也，进焉则取而代之，退焉则使官僚内阁唯唯服从也必矣。”（《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见《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76—677页。）因此，立宪派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立宪团体，这些团体的政纲，首先就是“创立国会”；立宪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请愿运动，这些运动的口号也都是要求“速开国会，”
立宪派严格地在封建统治秩序容许的范围内从事这些活动。他们一再表白，他们丝毫没有要亵渎或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图，“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政闻社宣言书》，见《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064页。）但是，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极端的昏聩胡涂，唯独对于维护独断政权这一点，却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敏感。他们察觉到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包含着想从皇帝和封建贵族手里分取统治权力的企图，而这一点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轻易答应的。因此，封建统治者对于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回答，或则是推托敷衍，或则是严词申斥，或则是肆行镇压，更多的时候是这几种手法同时并用，1908年夏，当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时，清政府立即宣布给予陈景仁革职处分，接着又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禁了政闻社，并命令对社员“严拿惩办”；然后就公布了九年筹备的期限，并表示在“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之后，朝廷自会“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在此之前，断乎不准“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否则“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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