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比这个更加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封建统治者在预备立宪的借口下，大大增加了对于人民的搜括和掠夺。本来，庚子赔款“遍摊于十八行省，民间已喷有烦言。近则新政所需，无不用其摊派，计臣但知提拨，不问款项之何来，疆吏无计搜罗，且复刻剥以塞责。”（《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07页。）清政府每提出一个应行筹备的事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就想出一个加捐加税的名目。“此处加一捐，彼处加一税”，“至添设巡警，建立学堂，提倡农工，振兴商务，仍责令地方自筹，贤者太息咨嗟，束手无策，不肖者借端苛敛，扰累无穷。”（《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8—489页。）到后来，“搜括新法，愈出愈奇，征*不已，变而征娼”，“若欲于敲肤吸髓之余，更媒巧敛之术，鸟穷则啄，兽穷则攫，民不聊生，如水斯决。”（《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2页。）人民无法忍受了。现在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参加到反抗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浪潮中去。封建统治者就这样为革命制造着深广的群众基础。

列宁在评论1905年沙皇发布立宪诏书以后沙皇专制政府的作为时指出：“沙皇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他证实了革命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诏书是假让步、是丑恶的滑稽剧的评价。”（《最新的消息》，见《列宁全集》，第九卷，第423页。）对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清朝封建统治者帮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个大忙，他们证实了革命派对预备立宪的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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