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兵备?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则制人而非制于人。”11
以上奏疏，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明廷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不使归一”，“犬羊相制”。因为女真诸部合则势强，“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必成大祸，而分则互相之间易起争执，争必乱，乱必弱，势弱既无力为害，又需竞求明助，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这就是杨道宾所说“祖宗立法”之“深意”。
二是力言努尔哈赤将是明廷心腹之患，应当严防和伺机削除。当时辽东督臣、镇臣中了努尔哈赤之计，认为他是“显逆未形”，“显恶未著”，不是大患，“无容私忧过计”，不主张发兵征剿。杨道宾却从努尔哈赤急速吞并女真部落、积极练兵习武而看出，“其志不小而忧方大”，将“待时而动，乘衅而入”，力主须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抓紧整饬兵备，处治努尔哈赤。
在此前后，另外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呆酋父子故事”，以消除祸患12。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叶向高以“奴贼日横”，特上奏疏说，“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他力请“下廷臣会议”，处理此事13。
所谓“仰、逞二奴”，系海西女真强部叶赫之长仰加奴、逞加奴，势力很大，屡劫哈达，兼并各部，一再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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