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将领转入仕途就易，否则就难，因为知识分子有文化，知识广博，对历史、典章制度较为熟悉，擅长笔墨，性格沉稳，较适合担任文职官员。这是极容易理解的，古今中外皆然。
造成湘淮两军将领出身相异的原因是两系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的建军治军思想不同。湘军的特点之一是将用儒生、兵用山民。即如曾国荃所言：“用诸生统训山民。”《湘军志》也曾指出，湘军组建的特点是“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王闿运《湘军志》卷一五、页十七。》”湘军重出身，将领一般要求是有科名的知识分子。淮军领袖李鸿章则不重出身，只重军事才干，而鄙视一般以科名相标榜者，尽管他本人系进士、翰林出身。他曾给没有科名的丁日昌写信云：“琅邪（借指太常寺卿王家壁）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馋慝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什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一，页八。》
尽管淮系军事官僚集团出任督抚者比湘系要少，但有一点为湘系所不及，即湘系领袖并未参予朝政。在湘系领袖中，只有左宗棠曾入军机处，但为时仅数月，而且未能发挥重大作用，原因是左与恭亲王奕訢不和。据刘声木《异辞录》载：“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余则不问不敢对。文襄（左宗棠字文襄——引者）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德榜谢恩，恭邸（指恭亲王奕䜣——引者）徐讽曰：且俟诏下。乃已。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奏报永定河提督一折，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日：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而遽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对答？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准耶？恭邸曰：内廷中是则然矣。”不久，左宗棠便借故离开军机处。与湘系不同，淮系之李鸿章则长期为中枢首要备谘询，这已成为史学界之定论而写入了各种辞典。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李鸿章”条指出：李鸿章“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辞海》“李鸿章”条也指出，1870年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管（清政府之）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李鸿章之这种地位的取得，一是以淮系集团为后盾，二是他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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