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四年高家堰决口之后，摆在皇帝和官员们面前的是这么一个严峻的局面：洪泽湖中用来敌黄济运的湖水几乎全部泄空，高堰需要补筑，运粮途径必须重新选择。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并会遗患更深。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尽快想办法将漕粮运京。就此，皇帝、钦差、督抚都参与其中。
最先被提出的是借黄济运。
借黄济运是决策过程中提出的第一个解决漕粮运输的方案。而借黄济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督抚、皇帝互相推卸责任的过程。
对于借黄济运的危险性，道光和地方的督抚们都有一定的认识。自乾隆后期，黄河河床日益淤高，由清口泄出的淮河水冲击力日趋微弱，乾隆五十六年，清水竟然涓滴不出，又值黄河盛涨，倒灌进入运河，直达淮扬。粮船进入淮河，全借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借黄济运”自此始。嘉庆九年（1804年）后，黄高于清，借黄济运乃成常制。黄河水携带泥沙灌入运河，导致运河河床日渐淤高，旋挑旋淤，堤溃河决遂为常态。漕船航行极为艰难。此次高堰决堤之后，河势更加难以控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黄济运的做法竟然被采用！尽管后来及时调整，但是运河与洪泽湖都受到很大的破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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