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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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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5: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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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未协，所有折奏之准泰等，已传旨申饬，著通行各省督抚，凡遇此等参奏，概用题本，以昭慎重。”〔44〕正因为如此，军机处设立以后，需要票拟的题本总数仍有增无减。像乾隆初年，内阁需要票拟之题本每年二千余，到三十年以后，“一岁之中，部本几六千余道，三倍于初年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内阁“首辅”以及入值军机处的大学士将主要精力放在军机处，“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这就影响到了内阁工作的正常进行。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为满汉各二人，其中一般有两人甚至三人入值军机处（像乾隆十四年、二十七年，四名大学士中，三人入值军机处，仅史贻直一人留阁办事，而十四年史贻直还兼理工部事务。类似情况还很多），这就使太学士对内阁事务的管理力不从心，侍读逐渐承担起票拟责任。时人记载说：“雍正四年，始设侍读二员，助相臣勘本，于后相臣多入军机，始以此奏付批侍读，其有疑难事，侍读率以请命，苟无难焉，相臣押署而已。”因事务繁巨，到乾隆时，又增设协办数员，“渐增至五六人之多”，然董其事者仍感劳苦，“凌晨而起，日昃而返”，“其事如蚕丝牛毛，非一端所能尽。”〔45〕时入阁协办批本的程晋芳感慨说：“旁观者谓密勿重务咸由军机，内阁秉成例而行，如邮传耳。乌知国家大政内自九以下卿，外而督抚藩臬，凡诸兵农礼乐刑赏之事，胥由是出纳焉，可不谓至重欤？”〔46〕诚然，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清朝官僚*之繁复，但更重要的，它充分说明军机处设立后，内阁并没有像后世某些史家所描述的那样成为“闲曹”、“冗员”，作为清廷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它仍处理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而这显然是军机处所不能也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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