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李之奇荐任内国史院编修；原明御史魏瑁由清御史傅景星荐任原官；原明刑部侍郎潘士良由清山东招抚王鳌永荐任清郧阳抚治；原明户部侍郎党崇雅、刑部尚书张忻由清总督骆养性分别荐起原官、清天津巡抚；原明编修高尔俨由清庶子李若琳荐任清内秘书院侍讲学士57，等等。这些都是顺治时用荐举起用高官的突出事例。显然，较早降清的汉官竞相援引，笼络一批士大夫，使他们背弃明朝而站到清朝一边。
其次是照搬明朝制度，举行科举取士，把士人争取到新朝方面。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刚移跸到京师即位，就颁布《条例》，将“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对前明所取士，不仅承认其科举资格，也承认其中有人所受的“行止黜革”处分。武乡会试同58。二年四月，清廷又确定乡试办法完全沿袭明朝旧制，不作变动，同时准开武乡试。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上疏说：“近有借口薤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廷完全同意，认为“开科取士”，“诚安民急务，归顺各省准照恩诏事例一体遵行”59。当年颁布《科场条例》，在占领地区举行人关后首次乡试。后来官至大学士的保定府高阳人李蔚、刑部尚书的保定府新安人高景，就是这次乡试取中的举人60。顺治三、四年，清廷连续举行会试，取中进士六七百人。以后则按定制举行科举考试。清朝在这样做时，充分利用了政权的力量，强迫旧时的士子应试。河南商丘侯方域被迫应试即是其例。但清朝为士子开辟仕途的做法，在清初各种*、军事力量的角逐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吸引一批反抗者、观望者转到清朝方面。清廷更进一步，别出心裁，根本不顾傅以渐、吕宫开国两科状元是否公辅之器，将他们都用为大学士，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吸引他们人彀61。于是一些前明“夷齐”，连群结队走出“首阳”山，进到清朝各级科举试场，对于清朝最终战胜南明和农民军，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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