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边疆是康乾盛世的一个中心问题。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四年和三十六年三次亲征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蒙古统治集团，噶尔丹最后兵败*，清朝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这就为雍正、乾隆时期最后统一中国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及奠定中国的辽阔疆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与统一边疆密切相关的是，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于原属蒙古喀喇沁、敖汉和翁牛特诸旗牧地设置木兰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狝之典；自康熙四十一年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因以寓怀远之略”[4]，即以此协调满蒙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合作。

吏治，一向被视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立即着手整顿吏治。他指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清。臣子服官，首以奉公杜弊。”[5]为次，把惩贪奖廉作为整顿吏治的一项主要内容。康熙帝通过“京察”和“大计”，惩办了多批贪官污吏。与此同时，他又大张旗鼓地表彰清正廉洁的官吏，直隶巡抚于成龙被称誉为“当今清官第一”[6]，作为各级官吏学习的楷模。在康熙帝的奖掖和扶持下， 清官廉吏不断涌现于世。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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