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很重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次他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7]为此，他顺应明末清初社会发展形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康熙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养民”，于是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第一，坚决废止了多尔衮倒行逆施的“圈地令”，将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广、陕西数省明藩土地交由原租种民人耕作，称为“更民地”，与民田一例输粮。据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统计，除直隶一省外其他各省的更民地总数达16.6万余顷。[8]显然，更民地的推行，使一大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第二，继续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康熙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耕地面积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近50万顷。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又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等遭受战祸严重的省区“动库银买给牛种”，招徕流民“劝垦”[9]。20余年后，上述四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10]。第三，蠲免钱粮。康熙帝曾说：“政在养民，蠲租为急。[11]”据学者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清廷蠲免钱粮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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