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亲临治河工地，全面考察了黄运二河水势和堤岸状况，肯定河道总督靳辅的功绩，指示要加固运河堤岸，以抵御黄水淹没苏北下河地区高邮、盐城等七州县。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帝制定了治河方略，这就是深浚河身，并将黄淮交汇处河堤向东延伸，使洪泽湖、淮河之水流入黄河，免除下河七州县水患；又将清口以西黄河弯曲处浚直，并修筑一条长达二三十丈的挑水坝，使黄淮之水顺流而交会，彻底防止了黄河之水倒灌运河之虞。至康熙四十二年，各项工程相继竣工，治河成效显著。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在惠济祠对随行之大学士、诸大臣表达了治河成功欣喜之情：“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摇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14]河道不再溃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人民生活的安定就有了保证，农业生产也就可得到恢复和发展。

除了治河外，康熙南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咨访吏治民情，尽力团结和笼络江南汉族地主、士大夫。江南地区由于物产丰盈，人文荟萃，因而其民情的安沸，吏治的好坏，人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安危。顺治时期，清廷对当地汉族地主、士大夫采取高压政策，使双方离心离德。康熙帝亲政、特别是统一台湾后，决心利用南巡改变这种紧张形势。南巡中，他多次谒孔庙、祭禹陵，祭明太祖陵，又竭力扩大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入仕之途，广增学额，对致仕回籍的汉族大学士、官吏以及著名的文人学士或亲自接见，或派人慰劳，以示恩宠，对受灾的百姓也多放筹商救荒之策。这一系列措施果然受到了实效。六次南巡中，参加迎送的汉族地主、士绅和民人一次比一次多，热情也一次比一次高。这说明自清初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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