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澳门维新力量的基础比较雄厚。自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澳门就逐渐成为维新派活动的重镇，戊戌政变之后，国内维新派人士惨遭迫害，维新活动的阵地被摧毁，而澳门的维新力量却未受多少损失，维新报刊《知新报》也继续发行，在海内外的影响甚巨，这就为保皇会的活动和保皇总会的设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四是由于康有为对横滨方面的失望。保皇会建立之初虽曾计划在横滨与港澳同设总部，《清议报》也同《知新报》一样被赋予机关报的重任，但是因为此时在横滨活动的梁启超等人正同革命派的孙中山商谈两派合作之事，对办保皇会态度消极，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也迟迟不登保皇会文字，引起康有为的极大不满。因而康氏后来在致徐勤的信里写道：“卓（按：指梁启超）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道者如是乎！违命专横既久，自忘其不可矣。”[2](P133)加上康有为1899年10月底由加拿大假道日本来港时，日本政府拒绝他在横滨上岸，也使他对日方是否能够容留、支持保皇会的活动存有疑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自然要舍弃横滨，而选择澳门作为保皇会总部的驻地。 

当然，澳门虽被确定为保皇总会的驻地，但其不少工作仍需要在香港进行，一些人员亦来自香港，因此康有为在设立保皇总局时，又有将港澳的力量联为一体的想法，澳门总会后来又被称之为港澳总会、总局，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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