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在华传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清朝康熙初年，杨光先在《请诛邪教状》中指出：传教士在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福州、建宁、延平、南昌、建昌、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开封、京师等地，共建了教堂30所，“每堂每年六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1] 在此，杨光先明确地将澳门指称为中国天主教的大本营。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不仅以澳门为中心，积极向中国内地传教，而且利用澳门的特殊条件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要方法有：1，从澳门教徒中选拔人员，逐步培养为修士或司铎。2，从内地教徒中选拔人员，送往澳门培养为司铎。3，以澳门为津梁，将选拔出来的中国教徒经澳门送往国外，留学深造。通过这3种方法，中国产生了一批本土的神职人员。郑玛诺、吴渔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礼仪之争发生后，清政府颁布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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