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人难以进入中国。广东督抚竟对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漫无觉察。尤其令他惊异不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其三，联想到此时甘肃地区的回民起义，他对传教士此行的目的产生了高度的警惕。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7] 因此，他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按名拿办。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湖广是教案的爆发地，搜捕首先在那里进行。与此案有关的教民刘绘川等先后被捕。九月，特成额奏言：“将现获西洋夷人吧地里央等四名，并究出接引伴送、从习天主教之刘绘川等十人解京审讯。尚未获各犯，现在咨拿。”[8] 不久，护送过传教士的周正、张永信等人也纷纷落网。
陕西是传教士此行的目的地。教案爆发之初，陕西督抚就闻风而动，开始搜查，捉拿了隐藏在省内的传教士3人。他们还根据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奏报：陕西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学习天主教的人和传教的西洋人。“本年罗马当家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各省。”[9] 这份奏报使乾隆得知，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远比清政府估计的严重得多，私入内地的传教士也远不止4人，而是蔓延数省。因此，他下令各地督抚严密查拿。教案迅速扩大。
甘肃紧邻陕西，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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