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中国教徒焦振纲、秦禄由陕西来到广州，来到哆罗夷馆，延请洋人前往陕西传教。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陕西。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在这种接力式的护送下，4个意大利传教士顺利地离开了广东，走过了湖南湘潭、湖北樊城。七月，他们行至襄阳，被清兵抓获，八月初被押送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将此事向朝廷上奏，乾隆朝大教案因此爆发。 

在奏折中，特成额声称：“盘获西洋四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马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6]  乾隆闻奏，悖然大怒。首先，他想到清政府早已颁布禁教令，禁教期间，虽然并不禁止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进京献艺，但必须报明地方官，由地方官上奏，获准后方许进京。而哆罗并未禀知督抚，辄遣人私至内地，送信传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其次，他对广东督抚等地方官极为不满。因为自一口通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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