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军在台湾南端的琅＠①登陆后，即发动对龟山、竹山、凤港、石门等地的进攻，“焚踞牡丹社，并扰及邻社，肆虐已甚。”［①①］后因遭到当地村社人民的伏险截击，遂一面“招降牡丹社番目，前年被杀之人并不深追，即给旗为记”；另方面又运去“铁器、农具及动杉茶树花木等件”［①②］，在占领的龟山一带企图久居殖民。

清政府获悉日本侵台之后，一面和日交涉，并要求列强出面干涉；一面派总理船政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巡阅为名，预筹布置。”［①③］沈赴台后，“筹调枪队、*，订购铁船、枪炮，备豫不虞”。清政府调“驻徐州之武毅铭军枪队六千五百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并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陆续解济。”［①④］

就当时台湾的形势来说，日本处境已十分困难。“台湾地方热甚，兵士多病”［①⑤］，侵台日军３６５０多人之中，残伤患病者已达５６０多人；且“该国此役已糜费百余万，雇用西人充兵头，皆给重价，约六个月为期”［①⑥］，支持业感不易。而我在台屯兵，至当年中秋节时已达万余，更有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日，“民俗强悍可用”［①⑦］；同时，西方各国为对华贸易，也反对日本对台湾继续用兵，整个局势的发展对中国颇为有利。但负责主持和日交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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