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却始终抱定妥协求和的方针，他害怕中日交战，不但对战争缺乏胜利信心，而且认为“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①⑧］因此，他虽也主张调军布防，但“非必欲之用武”［①⑨］，而只是用于为和谈服务。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②⑩］他一再要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对日兵“断无驱逐之理。”［②①］他明知各国“未始不望日人之收功获利，断无实心帮我者”［②②］，可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各国出面干涉日本撤兵上。其对策就是开放台湾和各国通商，企求国际干涉的所谓“以夷制夷”。他说“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②③］。
７月，处于进退维谷的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以赔款为条件，日本从台撤兵。这时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得格及驻华公使艾忻敏相继以袒护日本的姿态出来“调停”。李鸿章虽也认为“此事若以兵费结局，以后觊觎更多，鱼肉更甚”［②④］，但又提出“抚恤琉球被难之人”，“犒尝”日兵“远道艰苦”之法［②⑤］。１０月，日使大久保利通与柳原进京和总理衙门谈判。日方索贴兵费２００万两，遭到拒绝后，便以出京回国相威胁。“英使威妥玛乃为居间调处，多方恫喝”［②⑥］。清朝政府屈服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压力，终于在１０月３１日总理衙门大臣奕ｘīｎ＠②与大久保利通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及“凭单”。
“条约”承认，台湾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这就把琉球国当作了日本的领地，把日本侵略台湾的可耻行为美化成正义行动。并据此规定“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日军“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②⑦］。就这样，日本的强盗侵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满载５０万两的犒劳费回国。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清政府对琉球属于日本领地的公开承认。这无疑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开了中日外交史上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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