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问题，自会视之，或不免有陈腐琐碎之嫌。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乃非同小可。对于内渡之初，备受地方劣绅攻讦之丘逢甲，尤其关系重大。倘不予解决，即将贻人以“身家不清”之口实。宵小环伺，乘机倾轧，则退且难以安身立足于广东原籍，遑论进而充分利用社会地位继续开展爱国事业。此为丘氏递呈之具体原因也。其丙申广州之行，似亦非漫游，而系专为递呈而行。

丘逢甲之此类问题，且亦与其弟树甲有关。移居合法与否，事同不赘。由“台湾府学粤籍廪生”，“改归粤省生员”，事关考试资格。能否“准应（粤省）乡试”，事关科场入仕。故“归籍”呈文因兄及弟，附并述焉。同为不得不禀请之实际问题。

其三，出奏者为谭钟麟、许振ｙī＠①。谭为两广总督，许为广东巡抚。同省督抚，会衔奏事，合情合例。以粤省地方大吏，代奏请归粤省原籍之呈，亦属份内职责，顺理成章。

至《丘传》所言，系由许振ｙī＠①“邀约刑部侍郎廖寿恒（原注：1889年丘赴京会试时，廖任是科总裁）联名上奏朝廷”云云，恐出误传。许为外（地方）官，廖为京官，而竟“联名上奏”，揆之事理，似难为信。

如光绪十五年，即1889、丘赴京会试中式、廖任是科总裁之年，便有大学士张之万被参“接纳外官”一案。虽以查无实据、毋庸置议结案，而上谕犹曰：“张之万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参，遇事引嫌却避，惟当小心谨慎，益加奋勉，力图报称，用副朝廷委任至意”云云（《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十月己卯）。其京官、外官之间关系，应各如何“小心谨慎”，已可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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