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重视传统道德，对古圣先贤亦崇拜。然而，他并不泥守古法。他认为，“古礼之不可复也，亦犹江河之不可复返矣。（《东溟文集》卷1，《师说上》。）”他坚决反对在时代不同、情况变化、古今异势之时，执古绳今，妨碍大局的鄙陋迂腐之见。他潜心域外之事，与古训相迕。“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自古名贤皆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讲。（《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羡谈也。（《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因此，“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闇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他切望“有志君子”积极了解世界情况，以谋对策。这种远见，来源于忠于谋国之心，也来源于不拘古法的变易思想。

姚莹不怕非议，立足现实，还因为他主张“经世致用”。姚莹“自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政务因地制宜，无所偏执。（《年谱》，第27页。）”中国鸦片战争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能有效地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凌。一贯以经世自任的姚莹，也就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到如何制夷的问题上来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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