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以牺牲个人利益去顾全国家大局的思想，是始终不渝的。他被逮人都后在给南河总督潘锡恩的信中说：“正气者，其人公而无私，计国不计一家，为天下不为一身。人能忘其身家以为国而至天下，气之正孰大乎是？（《东溟文后集》卷8，《与潘河帅书》。）”就是在他到四川被派藏差很不得意的时候，仍然怀着一腔热血，关心着国家大事。他论道：“所谓热血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展转于怀，不能自已，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易言之耶？（《康輶纪行》卷15，《一腔热血须真》。）”困厄之时见真情。姚莹在他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候，仍忠于君国，为天下事而不计个人荣辱。

姚莹不仅“忠”，而且非常重视传统道德中的“节”——操守与气节。当姚莹考中进士之时，士林风气日坏。许多人为能得一美缺，为能升迁，而四处请托。且不说师生同年、亲朋好友，就是从未谋面、毫无关系者，只要与铨选、保荐有关，就竭力钻营。对于官场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姚莹鄙夷不堪，深恶痛绝。他深叹当时座师与门生结为私党，“以为国求贤之大典，竟为植党营私之善计，私门之害国家甚于朋党”的坏现象（《康輶纪行》卷5，《师生名谊当辨公私》。）他斥责那种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师生关系说：“近世则延纳才士以为己名。士利其财，亦争趋焉。鄙者则面谈承奉，无所不至，此尚知有廉耻气节哉！（《东溟文后集》卷11，《张亨甫传》。）”他自己从不趋附，不钻营。“三至京师，足不及权要之门。三为县令，未尝降志于督抚。（《东溟文后集》卷6，《复管异之书》。）”姚莹台湾抗敌建功，且有文名，故被逮之后，京师颇为轰动，朝内公卿显贵关注者不少。出狱后，欲与之相见者甚多，其中军机大臣潘世恩、祁寯藻皆为姚莹十几年前旧识，祁与姚还有姻亲关系；侍郎陈官俊、祝庆蕃、魏元烺等，是姚莹的同年或同乡；还有原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汤金钊等。当时，姚莹处境不好，后当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姚莹不仅全然不为仕途之事向他们求助，而且除赴同年同乡之会外，其他人概不往见。祁寯藻因有戚谊，曾去看望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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