莹。姚不仅无所请托，反而对祁说：“公在密勿，获咎之人，于义不当干谒”，祁深以为然。此后，姚莹到四川任一穷僻山区的知州，他也从不向在京做大官的同年故友求告，甚至为了避嫌，连书信也未写过。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失节操。他说：“士大夫守身当如处于，若妄有干谒，是妄以身事人矣。……古大人钜公，为国进贤，不为私惠，不欲人之干谒，以示大公，其自爱爱人如此。莹虽不敏，何敢不爱其身，复不以古大臣之义爱诸公乎！（《东溟文后集》卷8，《复廌青一无书》。）”
姚莹严守节操，为此虽吃了不少苦头，但志节不改，老而弥笃，“通塞毁誉，一切听之”（《东溟文后集》卷8，《候林制军书》；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因此，他不媚时俗，不怕触时讳，凡自己认为是对的，应该做的，就不顾他人的非议，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尽管前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已犯诸公之忌”，他自己曾入狱、遭贬，可他不顾忌讳，为使国人了解情况而写《康輶纪行》（《东溟文后集》卷8，《候林制军书》；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姚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他痛心疾首，冀雪国耻而上下求索。在被逮入京途中，他置自己的冤抑不顾，却对和夷后患，黄河决口，飞蝗满天而忧心忡忡，慨叹不已（《后湘续集》卷2，《宿龚家城》。）他人刑部狱及被释后，去四川履任途中以及准备赴乍雅时，对于防夷、夷患，仍梦魂萦绕，无时或忘（《后湘续集》卷2，第8页；《康輶纪行》卷1，第8页。）至蓬州任后，姚莹得知水旱虫雹之灾遍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江、浙等省，他又为此而心中愁云凝重，不能自已（《后湘续集》卷6，第2—3页。）一个屡遭摧折、年逾花甲的人，想到的不是个人遭遇，而是天下大事，其情操，其忧国之心，于此可见。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能吏，姚莹深知民对于国家之重要性。早在道光初，他就在论治台之术时说：“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东槎纪略》卷4，第19页。）”道光中，在论及盐课征收时，他认为：“自古善谋国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世安有民穷商困而赋税能长盈者乎！（《东溟文后集》卷6，《复陶制军言盐务书》。）”因此他较为顾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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