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城（如果应当指定任何其他城镇，请加上它们）自由居住”，第三款中则是清朝政府“将位于中国海岸附近的□□等岛屿（叙述其位置、纬度、经度等），割让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37〕。这个待定的空缺，不久就定为香港。由此也不难看出，英国人曾受到葡萄牙人在澳门有居留权的启发，为其从中国割取香港提供了先例。必须指出的是，在早先的澳门模式中，葡萄牙人并没有主权；而英国人却并不满足，他们还要获得香港的主权，这正是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的本质差异。
四、余论
上述考察表明，明清时期葡萄牙人在澳门所享有的居留自治权和贸易权，曾对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些在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国家都想以葡萄牙人居留在澳门的模式，期望从中国得到一块地方，以作为自己在中国进行贸易和侵略的据点。然而，这些无理的侵略要求，都被明清封建政府所拒绝；他们对中国沿海岛屿和港口的侵占，也一次次地被中国军民所击退。那么，明清封建政府既能允许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为什么却不愿继续施用这种怀柔精神来满足其他西方国家的要求呢？
应该说，澳门模式的形成，是早期中西关系的产物。随着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封建政府对于西方殖民者真实面目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如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间，曾有人针对英国人图占澳门一事，一针见血地指出：
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前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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