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作为明朝政府准许葡萄牙人栖息的一个贸易场所，在清代它又发展为西方各国商人在中国贸易的居留场所和广州的外港。每当广州贸易季节结束，西方各国商人都要迁移到澳门居住，以待下一个广州贸易季节的来到。因此，澳门在实际上已成为清朝政府设置的西方诸国在华侨民的“蕃坊”。所以，清朝政府对于西方国家另辟专门居留地的要求，总是以澳门为各国商人共居之地的理由而予以拒绝。正如乾隆帝在致英王第二道“敕谕”中所说的，“今欲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39〕。

从本质上看，清朝政府之所以屡屡拒绝西方人提出的开辟新的贸易场所和居留地的要求，仍在于它所奉行的闭关政策。一些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在闽浙沿海开辟新的贸易商站和基地的要求，都不利于清朝政府限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而将西方的来华贸易严格地限定在广州及澳门这样的华南一隅，其目的正在于最大程度的阻断外国商人与中国社会内部的联系。站在这一角度看，澳门模式正是闭关时代中国封建统治者用以“怀柔”西方人的一个特区，它期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其统治的冲击。

然而，澳门模式非但未能消除西方势力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反而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嫉妒和垂涎，使中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前的百余年时间内，不得不把澳门的防务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注意。历史表明：传统的“怀柔”手段和闭关政策并不能遏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扩张。

〔1〕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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