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动机，不如说是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又说：“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刘永福投入反封建的农民军，正是在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搅得民不聊生的时候。官逼民反，岂能束手待毙？后来接受越南政府的安抚和封赏，接受清政府的改编，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掠夺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六《列强分割世界》），法国侵略者的魔爪伸入了东南亚，把越南视为“法王王冠下新增加的一粒明珠”，“亚洲诸民族，首先是中国尊奉法王为唯一国王”的时候。我国西南边疆，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大敌当前，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刘永福黑旗军参加抗法斗争，既援助了邻邦，又拒侵略者于国门之外，怎样能说是“多管闲事”？
越南史学界在中越关系“同志加兄弟”的年代，曾经肯定刘永福的黑旗军是“抗法的功臣”，到了7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时，又贬“黑旗军是清朝的雇佣军”。这种从*需要来改变腔调的作法，本身已经是一种“伪科学”，无需多费笔墨论述。
至于说“刘永福参加农民军，只是十分简单而现实的生存意识……”问题，上面曾引述的恩格斯的那段话，已经明确地作出了答案。一个能够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每一民族中间的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斗争行动，用“简单的生存意识”能够说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的本质吗？刘永福黑旗军从反封建斗争开始，转变到反帝斗争的整个行动过程，是在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深化的中国产生的，是被侵略国家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生存权利所采取的必然行动，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还有一些人指责刘永福脱离吴亚终，从反封建转变到接受越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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