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提到，刘永福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深化的年代，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双重任务。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各族人民，除了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受着封建统治者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外，首先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冲击。人们既要开展反封建斗争，寻求生活出路，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纷繁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斗争形势面前，许多近代农民革命领袖并不能理性而完整地处理好这种关系，而是视之为对立，在反封建斗争时忽视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是在反帝斗争中不顾反封建的斗争。与刘永福一样同是农民军出来的黄崇英，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他转入越南后不接受越南当局的安抚，而是一味占地割据，并与法国侵略者拉扯关系，请其官兵帮助训练新兵，结果受到中越两国军民的围攻与夹击，走向败亡的绝路。而刘永福黑旗军选择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率部入越后，先接受越南政府的安抚和封赏，再接受清朝政府的改编，联合中越两国军民，共同扫除地方割据势力。抗击法国侵略者，结果获得发展壮大，成为抗法战争的中坚力量。两相比较，前者违背了各被侵略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各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潮流，后者维护了各国人民的利益，顺应了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历史潮流，因此，刘永福和黑旗军不愧为反帝的爱国主义英雄。

过去，国内外史学界对刘永福的抗法行动，有褒有贬，分歧很大。如法国史学界有人认为：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是狗咬乌龟，“多管闲事”；越南的学者50年代曾盛赞刘永福黑旗军是抗法战争的“功臣”，而70年代后由于中越关系的恶化而谩骂低毁，说是清朝的雇佣军。我国学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刘永福黑旗军脱离吴亚终部的农民军，是分裂和削弱农民革命队伍，是投降和妥协，不可取；有的认为，刘永福投入农民军的动机“只是十分简单而现实的生存意识，而非抽象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我觉得所有这些评价，未免有所偏颇。为了帮助我们深入一步的认识问题，不妨引述恩格斯的一段论述。

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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