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的奉天、四川、福建、江苏等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名举人，发动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公车上书事件。在公车上书事件和广大民众爱国怒潮的推动下，清政府各级官吏自王公贝勒、内阁、总署、各部司、御史、翰林以至各省督抚司道纷纷上书，反对割地求和。自４月中旬至５月初，反对割台奏章共１４０件，签名者达数千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台湾巡抚唐景崧、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编修丁立钧、徐世昌等先后上书呼吁：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必不可弃。河南候补道在《劾权奸误国奏》中也指出：辽东是北洋的藩篱，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今日失去辽东，明日就将无北洋；今日失去台湾，明日就将无南洋。在蓬勃发展的废约高潮的震撼下，清政府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尽人心，所以光绪帝曾一度“意欲废约颇决”［（１）a］。
如果说，这个时期国人的爱国呐喊尚不能改变清政府割地求和的立场，而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却使战败而濒临绝望的清政府看到了一线希望。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３日，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草签之后的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东京公使同时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并表示：“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最近的目的，为切断日军从中国大陆与其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它孤立。”［（２）a］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简直是晴空的一声炸雷，几乎一下子打破了它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梦想。当时日本经过八个月的侵华战争，陆、海军已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也濒临枯竭，从外交上争取英、美等国支持，对三国实行反干涉活动，也遭到失败。这样，陷于内外交困的日本，不得不对沙俄等三国作出让步。５月４日，日本内阁召集会议，认为“已进至无可再进之地，止于不能不止之处”［（３）a］。５月５日，日本政府向三国正式宣布接受劝告，放弃辽东半岛。５月１０日，日本政府以天皇诏书形式，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
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清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借助于国际上出现的暂时有利条件，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与法、德以及英、俄诸国进行接触，开展了所谓的“保台”活动。张之洞、唐景崧是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也是最积极的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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