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授施琅为内大臣，晋伯爵。从此，施琅留任京师，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密切关注东南沿海的局势。深知“鲸穴未捣”，必为边患，“慨然有澄清之志”。为此，他于“朝退休闲，翻阅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xii][12]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卷入叛乱，一度占领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他加紧研究“风潮信候，生崖断港”等海战诸技，力求“审进退，料彼己”，以备朝廷之用。他还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李光地等人谈论平海方略，“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阨塞之处，如列诸掌”，[xiii][13] 使李光地了解了他的能力，认定他是将帅之才。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台湾的子侄施齐、施亥欲为清军内应事泄，全家70余人都被郑经杀害。施琅得知，发誓报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对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八月，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转向台湾，开始与大臣商议“进剿海贼事”。[xiv][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密报，获悉郑经病死，台湾内乱，认定时机成熟，下令进剿。他谕道：“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xv][15] “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xv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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