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
当然,目前学术界对香港经济史的分期标准不尽相同,对分期尚有多种不同看法;另一方面,这种分期的讨论不仅有利于把握香港经济发展的脉络,还将有利于香港史分期的探讨,因此,开展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必要和适时的。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
关于近代香港财团史、社团史的研究,是目前香港经济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点课题。其中不少也是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专题,例如对于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太古洋行、旗昌洋行等历史的研究。这些财团有的总部在香港,但其早年分支机构却遍布中国内地的沿海地区以至部分内陆省份,如汇丰银行的创办及其初期的发展;有的原先就是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后来英占香港后,才继续将总部迁往香港,但一直并未放弃大陆的市场,如英资的怡和洋行。又如对于诸如香港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早期社团的研究,它们不仅仅是香港华人的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绅商组织。三院的总理与保良局的董事,大都为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因此在香港社会的“官”、“民”之间扮演着一种颇为独特的角色。东华三院与保良局迄今均有百年以上历史,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历史沧桑。此外,还有关于中华总商会史的研究,关于香港招商局历史的研究等等。上述财团、社团的历史,不仅仅对于香港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剖析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探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香港的社会、文化、*变迁,以至内地—香港—海外的历史传统联系,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目前内地史学界对于香港财团史的个案研究,已陆续有学术成果问世,但对于社团史的研究(即使是早期与内地关系甚为密切的社团如保良局等),却仍近乎空白。
另一个与香港经济史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是关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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