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言，即始政府颁布了劝*，各级地方官吏是否认真执行大概也是各地情形不一。1909年荣县发布的《放足示文》中说，妇女放足虽经三令五申，而“城乡民庶，以及顽固士绅，尤复俳徊观望，视为无足轻重”。该告示特重申*，“倘敢仍前藐视，处罚决不容情”（注：《放足示文》，引自袁文《禁止缠足，亦难》。）。这实际上暗示了民间其实一直藐视*，即使如此，官方也未必进行处罚。1910年四川巡警道戏谕妇女放足的白话告示更具提示性，告示中说，“自示之后，如再不遵诰诫，即行照章罚缴钱文，并惟该家属男子是问”（注：《四川官报》庚戌（1910年）六月下旬，16册，“演说”，2页。）。两份告示都揭示了此前地方官吏的屡屡*和劝谕文告，人们并不一定遵行，而地方官吏实际上也并未照章罚缴钱文。

当时的四川省谘议局认为，虽然四川总督屡屡发布劝谕文告，特别是巡警道设立后，“邀集士绅分地演说，又刊布白话告示及放足方法于各州县，且限以时日，定为奖罚。一时观听耸动，几有立除旧习之势”。但也不免“始勤终怠，致宏观硕画未及展布，遂寂然中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各地方官政繁事赜，尤不能实力奉行：所有颁到告示方法，大都束之高阁。或且鄙为多事，其热心者亦不过代为出示或知会绅士照办而已”（注：《劝戒缠足办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141页。）。谘议局的本意是欲借此说明既然官方办事不力，应该由民间立会来主持反缠足事宜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