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四川社会变动的程度似不如*变动那么大，传统势力对新兴社会行为的阻力仍非常强，反缠足的努力通常是在新旧社会势力的竞争中曲折发展。吴玉章家庭的例子就最能说明这一现象。吴家三兄弟均先后留日并参加同盟会，也都不赞成妇女缠足，但吴玉章的大嫂“在旧势力的包围下”把女儿的脚缠上了。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后，其妻也在周围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把5岁女儿的脚缠上，吴得知后严厉反对，结果吴妻放掉了刚给女儿缠上的裹脚布。像吴玉章这样激进的读书人在清季四川只是少数，能够出外留学的更是寥寥，但是这样的家庭中反对缠足也如此困难。吴本人视之为“一场严重的新旧的斗争”。实际上他女儿放足后确曾“遭到亲友们的非笑”（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9、240页。本材料承隗瀛涛教授指点。）。可以想见，像吴玉章这样的家庭都不能使小女孩全不缠足，其他普通百姓家庭屡受劝谕仍不放女儿的脚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特别是社会对妇女的观念并没有多大变化的背景下，天足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仍然遭到持传统观念者的鄙视和嘲笑。当时的韵文写道：“有人提倡天足，他笑鞋大如船；有人劝他解放，他说会讨人嫌”。1914年《娱闲录》的文章说，成都“提倡天足者虽多，而顽固不化者亦复不少，每值议婚之始，必问是否天足，往往有一闻天足二字即掩耳却走者”。有的“文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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