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时人观察，虽经各处志士及川督提倡，四川妇女缠足之风因“积习太深，难以骤剔；而不肯释放者，总居其多数也”（注：《广益丛报》第3年（1905年）第122号，“纪闻”，转引自袁文《禁止缠足，亦难》。）。不过，也有时人注意到，辛亥革命前夕，成都鞋铺“添出一种特别生意，专售放脚后所穿之靴鞋”，说明反缠足已有所成效。但四川不缠足努力的成效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省城成都风气应比他处更为开通，据久居成都的傅崇矩1909年的观察，反缠脚之风，“虽经官绅提倡劝导，尚未见实行”；放脚的多是“省城内之女学生，及稍明事理之家”。他以为成都不缠足的女子“约有十之三四”（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册，112-113页。）。

这里所谓十之三四，仍是大体估计的数字。实际上，这一时期不缠足的恐怕只是新式学堂的女学生或受新思想影响的妇女。据1910年省城警区调查记载，1910年时省城五区女学生的数量共计737人，而同年全省城女口总数共计120425人（注：《宣统元年省城警区第一次调查户口一览表》，《四川官报》庚戌（1910年）二月上旬，2册，“专件”。）。也就是说，在四川“首善之区”的成都，女学生数占女口总数的千分之六。若把受新式思想影响而放足的妇女和一些其他因素考虑进去，把这个数字放大十倍，应足以在最大程度上量化当时成都妇女的不缠足情形，也只有百分之六，远比十之三四小得多。省城尚且如此，他处可想而知。同一时间，据四川学务公所调查，全省女学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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