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议事会提出了放足的《议决案》，议案认为，缠足盛行主要在于“风气未开，有女子者，非不欲其不缠”，特虑难于结婚，故不免“徘徊瞻顾”，容易受谣传影响。“一闻杂言，疑虑复生。于是已放者复缠，不缠者急缠”。劝导者虽“唇敝舌焦，终难破其锢蔽”。在讨论实行放足方法时，“有主张劝者，有主张惩者”。最后决定劝惩并用，先由“城乡士绅组织天足会，一方面派员实行调查，善为开导；一方面请长官出示严禁，有不放者，则处以二元以下之罚金”。与会者认为，“放足一事，固不外劝惩两端。而期于实行”，则尤需要以身作则。“请自本会中人始，于城中组织总会，详订细则，以便施行。各镇乡多设分会，责成各会员一月一会，或两月一会；结成团体，使放足之妇女，有所依据。至婚姻一事，如有因不缠足而致有碍者，拟订规约，会中人与会中人结婚”，则不缠足之女，自然勿虑。会外之人，“于结婚帖中，亦必注明不缠足，以为左券”。若女子“因不缠足而致其夫与姑之嫌贱者，酿出诉讼事件”，则应严惩，“处以最重之罚金”。议事会议员们清楚地认知到，在惩罚方面，“天足会必假官维持之力”（注：巴县议事会放足《议决案》，约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

巴县地方官照复议事会称：“贵会议呈禁止缠足一案。查严禁缠足，系强种要图，迭奉明诏及宪谕实力举行在案，无如乡愚迷信，未能尽行破除。兹议立会劝导，出示惩儆，固属面面俱到。希即拟订会内规则，送交过县，以凭核定执行。除随即出示惩儆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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