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碑记都是由同乡籍的官僚或者文人执笔的。如广州仙城会馆，是由经营纨苎、绢葛、锦绮以及珠贝、翡翠、珊瑚等行业的商人“相率以义借凑”、以二千金购建而成，“为里人贸迁有事祃祀燕集之所也”。现可以见到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创建仙城会馆记》，以及同治元年（1862年）的《重修仙城会馆碑记》都分别由其本乡官僚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张德桂和翰林院编修广州顺德李文田撰写。以文人司文章之事似乎并不奇怪，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工商会馆的碑刻中还可以见到在出资捐修的人员名单中也有官僚士大夫。如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山西临襄会馆，是一个经营油、盐、酱、醋、粮业的工商业会馆，馆址在“京师正阳门外之东晓市”，该馆在光绪十四年遭阴雨侵蚀，正殿及配殿皆有倾圮，因议重修。在其“重修临襄会馆碑”上，撰文者为翰林院编修陈履亨，书丹者为临汾县庠生赵云卿，捐修者出银最多并列于前位者，依次为翰林院陈积德堂，施银二十两；户部主政曹，施银二十两。其余则为诸商家，共有五十余家，分别施银八两、七两、六两不等。[37] 又如，由“贸易诸公”创建的山西浮山会馆，其重修碑记所书“首事者”三十余人的姓名中，有从九品石昺贵和生员严国璧，总理人则以监生严云霄为首。而山西平阳太平县的商人会馆，不仅在重修的过程中有从九品官员和监生等作为总理人参与，而且其碑记则直书《阖邑士商创建并增修会馆碑记》。[38] 可见，在工商会馆内，同乡、同族、同宗的宗族观念与乡土意识十分鲜明。
其次是士人会馆的商业化经营。必须承认，清代封建盛世的出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所谓“士商异术而同志”即代表了对商人地位及其所从事行业的充分肯定，因此，商业化现象也出现于士人会馆中，安徽歙县会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该会馆不仅有商人出资修建，而且有商人在京经理。有记载曰：乾隆六年（1741年）歙县会馆条规中有：会馆择在京殷实老成有店业者，分班公管，每年二人，轮流复始。其公匣契纸银两，并收支会簿，上下手算清交代。凡有应行事件，与在京现任宦者，议定而行。京官亦每年以一二人掌管。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歙县会馆条规中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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