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无论是士人会馆还是工商会馆都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联络同乡同籍的公益机构，都有着“联乡谊，敬神庥”的功能。通常，人们在谈到会馆的特点时，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地域性，所谓“此会馆之设，所以聚一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缓急相需，无异比里族党之姻睦。”[47] 使置身于他乡的人们“有如归之安，忘羁旅之苦”。[48] 而且“息肩投足，至若家居，乡语喧哗，忘其为客，不复有湫隘杂沓之虞，与夫要挟苛索之患矣。”[49] 商人会馆虽然在乾嘉以后一度出现了突破地域界限向同行业组织转变的趋势，但直至它灭亡，地域性的特征仍很明显，大多数的会馆仍以地域命名。而且，由于工商会馆始终保持着明代以来的“供乡神之用”和祀乡贤的习惯，因此研究者习惯于称其为“馆庙合一”。如京城正阳门外西河沿的浙江银号会馆“供奉正乙玄坛老祖”（赵公明），[50]  故此会馆也称正乙祠，广东仙城会馆祀关帝等。但如果考察士人会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习惯与规矩。如广东岭南会馆在其碑记中称：“夫会馆如家庙焉，先人垂创祀产供赡靡不毕具，虽以子孙之不类犹顾家规。”[51]  广东韶州会馆，“设正厅身龛，中祀奎宿星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率神灵也。”[52] 浙江山阴会稽会馆最初设馆只为祭社。“吾越之有会馆，最初曰稽山，仅醵祭为社耳，拓而为绍郡乡祠，乃始可以馆士。建馆初以醵祭为重，……今新馆所奉者皆邑大儒。”[53] 凡此不胜枚举，正所谓凡“四方客游京师者，皆筑馆以时会其乡人，亦古哲王成群立社之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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