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工商会馆中多有官僚士人参预甚或主持会馆事务。如江苏省长吴元三县的北京会馆，系由商人创建于明朝中叶，地点在正阳门内，清初迁往前门外打磨厂长巷上三条胡同，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嘉庆八年（1803年）均由其在京同乡士商共同重修，并镌有碑记。其碑文署名，在顺治年间以内翰林院大学士吏部尚书金之俊为首，康熙年间以礼部侍郎韩菼为首，嘉庆年间以直隶总督姜晟为首，余者官员按品级序次，众乡绅、商人于后列名。在会馆的扩建重修过程中，即“康熙雍正之世，乡之士大夫屡为之扩其基，新其制。”商人们“捐输所积十倍从前，而于桑梓之谊，愈益敦厚。”[35] 表明，会馆一直在维系着一个地域人们之间的联系，无分士商，而会馆之建筑与修葺也自始至终都赖于士商群体的同心协力。光绪年间，由于会馆“数年间经费倍形支绌，蒙同乡京官戴君艺圃、孙君蕴苓，邀集三邑之人商于都者，通力合作，以图久远之计，庶会馆得以常存。”[36] 仍是遵循着由在京官员出面协同商人共计会馆大事的既有方式。 

而且，如果考察工商会馆的碑刻，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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