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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会馆的*属性与士商交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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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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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25] 河北河间会馆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所制定的《住会馆客寓规条》中也明确规定：“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盖不留寓，即京官未补者、已补未任事者，俱准住，既任事，一月之内外即移出。永不得携住家眷，遇降会试临期，补选者俱宜移让。……乡会之际，亦不许带事外亲友住馆。”[26]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安徽《泾县会馆新议馆规》曰：“吾邑会馆自有明迄今历有规条，载在馆录。议会馆凡乡、会试赴选及一切正务来京者，俱得居住，其遇乡会试年份，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让。如有占住迟延不让者，公同辞出。”[27] 道光六年（1826年）的安徽《绩溪会馆规条》有，“会馆之设备应试、待铨者居住，此都中通例也。发科受职之后，亦应输资以充公用。”[28] 上述这些住馆条规，自然杜绝了明代经常出现的，会馆“为同乡贵游所据，薄宦及士人辈不得一庇宇下”[29] 的现象，更加适应了官僚铨选制的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京会馆的建立与发展，固然与在京官员的人数、经济实力等有直接关系。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在会馆的发展过程中，它提供了一个为官僚*服务的空间，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从而不自觉地被纳入了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之下，成为官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其鲜明的*属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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