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者统计，在北京的三百九十余所会馆中，有大约五十多所是由各地在京的商人或手工业者创办，实际上是一种行会、行帮性质的组织，当时也称为会馆，或称行馆。“商业中人醵资建屋，以为岁时集合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30] 其中明代著名者有：山西平遥颜料商创办的颜料会馆，浙江药材商创建的四明会馆，安徽徽州茶、漆商人创建的歙县会馆，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进入清朝，则有清初浙江慈溪县商人建立的成衣行会馆，康熙年间浙江绍兴银号商人的银号会馆（正乙祠）、广州绸缎珠宝商人建立的仙城会馆，雍正年间山西布商建立的晋翼会馆，乾隆年间福建纸商建立的延绍会馆、清乾隆玉器行商人建立的长春会馆等。[31] 这些工商会馆建馆的商业目的十分明确，所谓“以兹上都（北京），集以商旅……，各以方物，侈为居积，惟以馆舍。”[32]   

虽然在京会馆各以乡籍为本，但士人会馆与商人会馆仍畛域分明。如广州的会馆，“昔馆西城士大夫私焉”，“今馆中城商旅私焉，……以地近正阳门而密迩诸广行”。[33] 从会馆条规来看，士人会馆所表现出的乡亲乡谊观念，更加强调士绅官僚及读书人这一阶层内的修睦和敦谊，对商人、手工业者则往往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甚或排斥。诸如，安徽歙县会馆在乾隆六年（1741年）所定的馆规中规定：该馆专为来京应试举子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34] 此外，湖南会馆也有工商医卜星象之人不能于会馆居住的规定。可见，在士人的观念中，商人仍与医者、占卜之士同属于一类人，其地位是低贱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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