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最初的会馆还着眼于解决地方士绅来京之初的居住问题，而时人所指的士绅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新任的大小京朝官。 

众所周知，官僚制度要求官员实行地域性回避，即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清代甚至还有“五百里回避”之制，这一制度决定了士子一旦进入仕途、成为官员，就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赴任。由于地方官可以以官衙为府第，即地方官衙例为前堂后寝之建制，[8] 使得官员可以将办公区与住宿地合为一体，正如文献中所说，“公廨邑闾之首，善理庶政，备燕居，系民望”也。[9]  因此，地方官因公廨中有“备燕居”，不存在居住问题。但京朝官则不同，所谓“自来京朝官必僦居私寓”，也就是说，凡为官京城者都要自择居邸，或购置、或租借，而外省官员入京朝觐或办事，也要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正是由于居住上的不便，自明初以来就有人尝试于北京的衙门内外建造居邸、甚或买房以解决京朝官以及朝觐官员的居住问题。明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记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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