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部文麓，咸以为当，乃率先醵赀为倡。”“是役也，皆出自吾乡望族巨宗。”[17] 又如，历经康雍乾三朝、官至大学士的朱轼也曾为其乡江西高安倡建会馆。其手书《馆记》曰：“前朝惟吾乡之会馆为最多，而高安之馆有二，一在内城毁于明季，一在外城为匪人所鬻。”“今皇上御极之元年（当为雍正元年），……于是首倡买宅于前门之燕家胡同。”[18] 而陕西状元、乾隆末年官大学士的王杰，虽非其家乡韩城会馆的首倡者，却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会馆重修时，受乡里推举作《陕西韩城会馆碑记》。其文曰：“吾韩公车北上与谒选者向多僦居旅次，咸以为非便。乾隆三年戊午，有以乡大司寇张公旧邸倡为会馆，计者乃谋，诸邑绅士各输资有差，得五百有奇，遂成此举，韩之有会馆自此始矣。地西临宣武门外通街。”[19]
正是在这种大力倡举的社会氛围与价值认同下，清代会馆得到了发展。乾隆时刊行的《水漕清暇录》记载曰：“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致外城房屋基地价值腾贵。”[20] 徐珂辑《清稗类钞》亦曰：“各省人士乔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21] 李华先生研究并统计：“到清末为止，北京共有大小会馆三百九十二处（称‘公所’、‘公会’者不在此数内）。”[22]此外，修史、修书等文化活动也使大批文人官僚逗留于京城，对会馆的发展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会馆的数量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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