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南京五部“堂上列署”，并自以物力置官房，“亦可居”。并有“李九我自南少宰转北少宗伯，仿南例，买房供堂属居住，外征民租，如治家然，诚非体。然因此议其贪，则失其远矣。” 可见，明人在如何解决京朝官居住的问题上也是踌躇徘徊，不知何谓良法，而且有过在北京仿照南京“买房供堂属居住，外征民租，如治家然”的尝试，却因不合体制而事寝，直到会馆的出现，京朝官的居住方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所以，朱国祯又说：“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10] 它说明会馆最初即具有为京朝官提供住处的功能，可以使其与汉代设于京城、专供进京朝觐官僚居住的郡国公邸相类比。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进一步证明北京的士人会馆与官僚制度的紧密关系。
进入清代，由于满汉分城而居的规定，清朝在将北京内城的所有汉人通统迁徙到外城的同时，内城的会馆也相继荒弃或废除，而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一带的繁华商业区则成为会馆最集中的地方。但是，清代会馆的复兴还是经过了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期，并与康乾盛世的出现同步。
据记载，在清朝初年，建于明末的外城会馆多已颓圮，尚存者或“只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指官员）皆不堪居也。”[11] 所以，在顺康时期，京城中多数官员仍需自办宅第以居。但是，他们对本乡会馆的重建多寄以十足的热情，往往为此乐道筹谋，奔走于京城与乡里。他们或倡捐、或出资、或舍宅。所以，清代京城的士人会馆，其建筑经费的来源一是由在京官员个人舍宅，或独自出资购置；二是由京官与其乡里的士绅共同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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