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北京会馆的*属性与士商交融 |
 |
时间：2007-3-10 10:51:08 来源：不详
|
|
|
清代京城士人会馆的发展，同样是适应了官僚体制的需要，是*属性使然。其时，一方面是科举兴盛，来京举子众多，京城会试期间通常是会馆人数最多的时候，直到清末亦然。所谓“公车到京，咸集会馆。”道光年文人官僚张集馨说：“是时吾家会试者四人，皆住会馆。”[23] 另一方面，吏部每月一次的铨选也聚集了不少候选、候补等引见待铨的人员，此外还有来京觐见与办事的临时住京官员以及乡绅。据清光绪时居官京城的夏仁虎记载曰：“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见官员，一曰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外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故其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而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24] 夏仁虎的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在会馆接待的乡绅、官僚和应试举子等三类人中，以应试者的人数最多、滞留京城的时间最长，而他们往往又是手头最为拮据之人。同时也说明，作为万方辐辏之地京师，过往居停之人众多，所谓“飘缨纡组之士于焉云集景从”，“投牒选部需次待除者，月乘岁积”，会馆仍然容纳不了，以至于客店、寺庙等可供住宿之处也往往爆满。可见，科举选官制度促使会馆更加注重面向应试的举子。
从《北京市会馆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京城的士人会馆在管理上、在接纳对象上都更加规范，但却都有一个特点，即在其居馆公约上明确了以优遇来京考试举子为重的原则。如建于乾隆年间的福建龙岩会馆，其规约有：“住馆之例，京官让候补、候选，候补、候选者让乡试、会试、廷试，不得占住，以妨后人，其余杂事人等不许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