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清代京城的会馆，分为县馆、府馆、省馆*，省馆通常不住人，专为在京士商酬酢集会之用，一般同乡也可租赁举办各种类型的宴会，它是在京同乡的总联谊点。在会馆的活动中，更是无分士商之尔我，以乡亲乡缘为联系纽带。当时，会馆中的活动主要有逢年过节举行的团拜、聚餐唱戏和祭祀等等。届时，同乡相聚于会馆，在戏台演艺戏剧杂耍之类以助兴，其中尤以以新年的团拜最为兴隆。有记事诗曰：“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55] 会馆是不准女眷居住的，这里的“灯戏更闻邀内眷”，表明逢团拜之际，不少有个人私宅的官僚商人也聚集到了会馆，并携带家眷。这无疑更增加了会馆中乡谊的气氛。这种团拜的情形也为诸多文人收录于文中。所以，会馆还是远离梓里的官僚们邀集同乡团拜的场所。
总之，在京城，会馆这一公共空间的建立，解决了官僚、士人和商人们的在京居住问题，但会馆的真正价值却不仅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会馆于非自觉之中在尝试着沟通士商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尽管在会馆中仍存在着官商之间的等级差别，但在以乡缘乡谊等宗法观念为前提的交流中，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只是，由工商会馆对士人的完全接纳，而士人会馆对商人的歧视，我们也不难看到，当时士商之间的等级差别依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它必然直接导致士商之间的流动在流向上所出现的严重偏颇，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势力难以壮大、难以产生西方意义的市民阶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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