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其存在的范围广泛。从地方志所载情况看，当时华北四省二县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溺女之风。正如郑观应所讲：“按溺女之风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无论贫者溺，即不贫者亦溺；无论生女溺，生男亦溺。各州县虽有育婴堂，而四乡骛远，人皆惮于抱送，往往生即溺毙以至展转效尤，日盛一日。”[1]可见，溺女现象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尤其是生活贫困的家庭，溺女行为更为严重，“杀婴在贫困的中国家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那些境况较好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没有杀过孩子的家庭，有的甚至杀死了四五个自己的孩子。”[2]
其次，被溺杀的女婴数量惊人。李中清先生与王丰先生对清朝3000个具有皇室血统的家庭做了研究，发现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约有1/10的皇室女孩死于溺婴行为。民间的情况绝不逊于皇室，一般的小农家庭通常仅抚养一名女婴，“往往初生一女，犹货冀其存留，连产两胎，不肯容其长大，甫离母腹，即坐冤盆，未试啼声，已登鬼ｌù＠①。”（光绪《晋政辑要》，卷18，户制，恤政3）如此则被溺女婴数量非常大，“约计每年每邑溺死女孩的则数千，多且数万”。[3]《华北新闻日报》的一位撰稿人曾就160位50岁以上中国妇女进行调查，这160位妇女共生了631个儿子，538个女儿，“根据她们自己所说的，共杀了158个女儿，但其中没有任何妇女杀过自己的儿子”，被溺杀的女婴约占全部出生婴儿总数的3/10。但是在这160名妇女中“只有四位抚养的女儿超过了三个，还有一名妇女已经记不清杀死了多少个女儿。一个妇女最多可能杀死过自己的11个女儿！”[4]因此可以断定，实际被溺死的女婴比例绝对超过了3/10。
溺杀女婴的手段极其残酷，但由于风俗已长，人们早已忽视了其残忍性，所谓“*者莫不骇而恶之也，独于呱呱者溺而杀之，不自以为非，见之者弗骇弗恶焉，习而不察故也”。各地溺女的方法不同，有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河湖、池塘中溺毙者，也有的地方将初生女婴用被子捂死，用破布等物将口鼻堵塞使其窒息而死。最普遍的作法是由接生婆或生身父母将女婴按入水盆淹死。对这种残酷的杀婴手段，有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孰道水无情，有情偏浸出胎婴。女儿原是赔钱货，……脐上胞水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一条银烛酸风烈，一盆清水澄心洁，此水何曾是洗儿，七分白沫三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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