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为奢侈与逾制有别，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注：常建华认为，奢侈与时髦逾制层次不同、互相推动，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侈为基础，奢侈则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而高消费与奢侈也有差异，后者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注：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 《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四）极个别的论著曾直接提到“奢靡”的概念问题。

余英时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观念是什么则未暇论及（注：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辑入《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3—52页。）。汪士信解释为，“所谓奢靡，无非是‘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这四项”（注：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汪文并未注明资料出处，实际上这几句话很可能出自萧ｓｈì＠①《永宪录》卷2，雍正元年八月上谕，“然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 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各处昏然，淮扬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不可胜言。尔等既司盐政，宜约束商人，省一日之靡费，即可以裕数日之国课，且使小民皆知儆惕，敦尚俭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 页）不过雍正上谕更加强调所谓奴仆的越礼犯分之举，从《清实录》所载该上谕的全文可知（文字与《永宪录》稍别），雍正帝的落脚点是要求人们循礼安分，不致僭越，商人减少自己各项消费以增加国家收入（《清实录·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酉）。故萧ｓｈì＠①将此上谕题名为“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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