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家”；“丧……富室盛设仪文，颇多浮费”。南宫县志类是（注：嘉庆《枣强县志》卷6《风土志》，嘉庆九年刊本。 道光《南宫县志》卷6《风土志·风俗》载：“其初犹朴略，后则盛陈乐部仪从至百余人，妆奁动值数百金，非复曩昔之朴俗矣”；丧“富室或盛设仪文，颇多浮费”（道光十一年刊本）。）。许多地方志均以婚丧等方面超过一定限度的过多消费作为奢侈浪费的典型，批评“婚丧之费尤侈”（注：乾隆《金山县志》卷17《风俗》，1929年重印本；又见嘉庆《上海县志》卷1《风俗》，嘉庆十九年刊本。）。尽管与衣食住居相比， 婚丧祭奠有其特殊性，但在该方面的花费是否超过基本需要及超过一般所认为的各层次的需要标准，这一奢靡观并无二致。而商人等因财力相对丰厚，各方面的消费常常被视为奢侈的典型，“盖自元氏海运以来，太仓最为富庶，税家漕户各以豪侈相高，习染成俗，朱长文所谓营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损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者，是诚有之”（注：嘉靖《太仓州志》卷2《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在传统的奢靡观看来，这种超过基本需要的过多消费势必酿成不良后果，“宁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丽相竞，财用以浮费渐耗”（注：嘉靖《宁夏新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习渐奢侈，浪费者因而破产”（注：嘉庆《浦城县志》卷6《风俗》， 嘉庆十六年刊本。）。
以上地方志作者的这种奢靡观一向很少受到人们重视，而我们经常引用的某些文人的奢靡论述与此如出一辙，只是详略不同而已。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尽管顺治初年有所收敛，“然识者尚不无太侈之忧”，“及顺治季年，蔬用宋式高大酱口素白碗而以冰盘盛漆案，则一席兼数席之物，即四五人同席，总多ｊùｎ＠⑤余，几同暴殄”（注：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在叶氏看来，筵席食品满足餐饮即可，一味地追求丰盈精巧，不仅是奢侈浪费，甚至是暴殄天物。后来陈宏谋亦持同样观点，“宴会所以合欢，饮食止期适口，何乃争夸贵重，群尚希奇，山珍海错之中，又讲配合烹调之法，排设多品，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逞欲片时，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暴殄之孽”（注：陈宏谋：《风俗条约》，《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1684页。）。生活于乾道年间的钱泳亦将此视为“骄奢”的典型，“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还，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