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崇节俭以输国课”。）。这种从原始文献入手分析“奢靡”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这里资料所反映的并不足以体现当时人们的奢靡观念。欧阳卫民认为，大体上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注：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5页。）。应该说这种概括是有见地的，但若从明清的大量文献分析，尚有进一步补充的必要。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它基本上是以整个经济社会为参照，即以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加入非维生所必要的消费为准；而所谓的“维持生命所需”原本是指生理上的构成一个特定热量的食物，在人类社会当然也包括一些必须的心理性与社会性消费（注：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辑入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第43—76页。）。这种从严格的现代概念进行“经济”分析未尝不可，事实上也取得了发微阐幽之效，但明代人的奢侈概念是什么，作者并未论及。
最近已有人在文章中讨论“清前期”“奢俭观念的变更”问题，即“‘节用’不利于生产发展”而“奢靡有利于就业”。不过作者同时认为，若理性分析，“奢靡则是一种病态的消费”（注：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辑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79—385页。）。 应该说这种对时人“观念”的分析已触及有关“奢靡”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是，全文所用史料依然主要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的言论，而且就文中所说的这种“变更”而言，事实上早在清代之前就已出现，并且当时人肯定奢侈是有条件的，不是毫无保留地绝对接受，更何况时人原本的、完整的奢靡观念是什么？除了这里所说的变更外，还有哪些变更？这些问题文章并没有给出解释。
若利用地方志、结合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明清人的“奢靡”，观念通常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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